第(2/3)页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，也没有监察权，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，就能越俎代庖，行使治安权和监察权。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，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：符合道德。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？ 简单，就是看你所做的事，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，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，可以举报侦查贪官，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，是好还是坏。 你抓错了人，举报错了人，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就要受到惩处。 因为你的结果，没有符合道德要求。 你一家学堂，逮捕了犯罪分子，那没问题，你是在行使公权力。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，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。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？ 其实，华夏古代政治，一直是这么干的。 族权行使的，就是一种公权力。在华夏古代，所谓的公，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，其判断标准是公心。也就是所谓“为公为私”。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，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。只不过，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，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。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，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？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？ 当然不是。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。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，很明显比西方好，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。 为什么？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。说句不自夸的话，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，一贯就比西方强。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，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。 华夏这样的文明，要真是如此不堪，那早就烟消云散了。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，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，不好么？ 对公权力的制衡，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，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。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，代之以部门之争，更有利于吏治。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，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，滥用职权、不作为、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。 这难道不比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强？ 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并没有推导出“法有授权必要为”，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，装聋作哑。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。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？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，先制定了标准，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。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，那也太low了。反正，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，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续活命，出现重大疫情无法管控，明明是发达国家却治安长期恶化的情况。 就是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，西方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，曾李左张这些人杰，也仍然主张中体西用，难道一定是错的？他们都是傻子么？ 他们失败了，不代表中体西用就完全不行。和魂洋才就行，中体西用就不行？要是满清是汉人王朝，是不是结果就有所不同？ 至于让全民参与监督的铜簋制度，难道一句“告密成风，人人自危”就抹杀了么？ 铜簋制度的本质，就是后世的检举揭发制度，作用又类似后世的摄像头监控体系。后世任何单位，哪怕是一家国企，都设有检举揭发制度。 这就是为何崔秀宁没有限制铜簋设置权限的原因。理论上说，就算是民间商社组织，内部也能设置铜簋！ 这的确造成了告密成风，可好处却远远大于弊端。这是对掌握权力资源者的制约。不然，发生了不法之事，朝廷能有那么多眼睛盯着？ 后世老虎和苍蝇落马，大半都是因为举报揭发制度起的作用。还不能说明问题？武周时期，反对武则天的那么多，却始终成不了气候，铜簋起了多大的作用？ 所以，司妇寺没有越权。因为风月场所本就是司妇寺的管辖范围。要是风月场所不设置铜簋，崔秀宁反而会觉得辛苦这个寺卿当的不够好。 大唐的各种铜簋，都是写有各官衙名称的。有人把举报信投到了司妇寺的专有铜簋，就说明举报者是女子，需要司妇寺保护，难道不该管么？ 举报信应该投到什么衙门的铜簋，举报人心里没数？某人要举报警堂，总不会傻到把举报信投递到警部的铜簋，而是投到御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铜簋，甚至宪兵司和法部的铜簋。 警部可能包庇下面的警堂，可大安府或御史台怎么可能包庇警部？他们巴不得警部出问题好吧。 同样，某人举报学堂，也不太可能把举报信投到主管学堂的礼部，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铜簋。而警部怎么可能会替礼部遮掩？当然巴不得对方真出了问题。 就说王期这堂堂礼部侍郎，持强凌弱吃“霸王餐”，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，还损害了朝廷的形象，造成了恶劣影响，难道没有罪过？这是失贞叛道。 就是对方告他强歼，他也没话说。 你不给钱，那女子当然不愿意，她只是在权势欺压下不得不屈服。一次两次还证明不了什么，可要是多次，还逼得对方举报，那就是实打实的违背女子意愿。要是顶格处理，定为“强歼”也不冤枉。 只是崔秀宁不愿意顶格处理罢了。摄政皇后，还是“宽厚仁慈”的。 崔秀宁很清楚，烟媚为何有胆量举报位高权重的礼部侍郎，这当然背后有辛苦的支持。那么辛苦为何对要对王期下手呢？ 第(2/3)页